与时俱进的张澜

作者:沈自强(刘雅清审稿) 来源:张澜文化研究院 时间:2021-05-27 15:08 点击:1303次

与时俱进的张澜

 沈自强(刘雅清审稿)

  张澜于1955年2月9日逝世。他的老友,同盟会员、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重要创建人吴玉章在献的挽联上写道:“奋斗五十年,与吾党同争得人民共和,雄心已遂;结交卅六裁,惜我公未及见台湾解放,遗恨犹存。”“奋斗五十年”是从1905年开始的,说的是他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全过程。“结交卅六载”是从1919年算起,说明他随时代前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。

     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

  1918年5月,因四川战乱,担任四川省长的张澜被迫出走北京.“五四”时期,张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。他曾向好友卢子鹤说:“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,因为中国穷人太多,也太穷苦了!”是年冬他接任了北京《晨钟报》改为《晨报》后的常务董事,设立《晨报》印刷厂,与李大钊、陈独秀、瞿秋白等合作,宣传新思想介绍苏俄情况,使《晨报》在“五四”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.他还支持吴玉章主办的法华学会,选送有志的贫苦青年到法国勤工俭,学习欢洲先进思想与科学。

     1919年4月28日,张澜带头在《晨报》副刊上用书信往来方式,与湖南梁乔山讨论社会主义问题。他赞扬社会主义,主张社会主义革命,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。梁乔山说:“吾国私有制之范围极小,而大工厂大实业尚未创造之际,无须经社会主义革命,直以国家一种政策达之可也,此其较易于欧美各国者也。”张澜回答:“吾国产业犹未发达,尚无大资术家之肆虐,诚较欧美为幸。然频年变乱,地方不宁,百业凋弊,民众生计之窘若,十倍于欧美工人,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一也。近日奢靡之风日盛,...消耗既大,物价益昂..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,..吾国新起之资本家,无一非政治当局,资本政治合而为一。民众既对于政治之恶劣而积怨毒,更对于财产阶级而生不平,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一也。国中游民滋生,扰乱治安甚酷,非亟发展实业,不足以安置游民,亦当轴者稔知,然民生主义..... 一察其实,则今之兴办实业者,盖可名之为贵族实业、强权实业,其实无益于民众,不唯不求所以利民,而反夺民之利,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。”由以上分析,张澜认为一则穷要革命,二则压迫与剥削制度要革命。一般人的见解只在资本主义的程度上,他却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。此文开始数句是这样的:“数年以来,常觉人类之至不平等者,莫如以少数人垄断权利,而役大多数人如牛马,鞭笞刲割,日取其骨髓膏血以供其淫奢逸乐之资,而视为当然。”张澜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剥削,也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和阶级斗争有一个暂短的痛苦过程,他的结论是: “夫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,忍须臾之痛,得长久之安,虽痛亦何害。”他强调先从宣传理论看手,教育群众“使成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”。这时候他41岁,身为四川省长,而北京政府早有命令,不许报刊发表“过激"言论,井力图封锁苏俄革命消息,张澜隐姓埋名发表政见。他的朋友邵明叔慌忙跑来警告告他:“表方,你又来放火了!”盖1911年辛亥革命,他在四川保路同志会上放过火,被总督赵尔丰逮捕入狱,儿乎杀头,故说“又来放火”.

    1920年冬,北京政府撤掉了他四川省长的职务,撤销了驻北京的四川省长行署.张澜奔母丧回到四川南充。此时上海已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,各地兴起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呼声。共产主义小组的人认为可借自治运动之机宣传马列主义,毛泽东在湖南发表了赞成自治运动的文章。张澜回四川前曾写信与好友鲜英,嘱仿(晨报》宗旨,聘少年中国学会陈愚生为社长,在四川办一张宣传“五四”精神的《新蜀报》,先后在《新蜀报》主持笔政的有周饮岳、萧楚女、陈毅等。他回到四川之后即与吴玉章合作,以南充为试点,推行地方白治,得四川督军熊克武赞成。张澜忠于自已的理想,在举办地方自治中,着重实业,着重教育,着重宜传杜会主义。首先开办二十余县自治工作人员训练班,聘请吴玉章主讲政治经济学和民权理论,张澜为了推行新教育,亲任南充中学校长,并亲至成都敬请“五四”运动四川学生会正副主席张秀熟、袁诗尧来南充协助办学,他决定以南充中学为起点,在川北开展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宣传。当时南充并不缺乏教员,但张澜要他们介绍具有新思想的来校任教。他们先后介绍了何必辉、李鸣珂、张兴钰等六人,他都全部接受。他们在学校中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,最有实力和活力,学校图书馆充满了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、书籍,据任白戈回忆有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赤光》 、《晨报》、《新蜀报》、《太平洋》等报刊。

  从1921年到1926年,张澜在南充共活动了5年,南充的教育面貌大大改观,南充的经济大大发展,涌现了一批新人,一批革命青年。中共南充地方党组织的成立由此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。这是与张澜的影响和支持分不开的。1925年6月由张澜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南充学生吴季蟠、黄知风、柏载辊、饶轴轩等回来了。他们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,或共产主义青年团,回到上海时恽代英接待他们,嘱他们回川北建立组织。1926年2月川北支部成立,吴季蟠任书记,任白戈,任启愤、苏俊、李介、姜可明等为委员。当地驻军杜伯乾、秦汉三(旅长)的思想逐渐左倾,也相继参加了共产党,他们成为1926年底中共重庆地委发动的顺庆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。据张秀熟回憶:“我在南充是1921年暑假到1923年暑假,南充还未成立共产党组织,但共产主义的影响是很浓厚的。当时全国局而正处于一个大动荡时期,我和袁诗尧、吴玉章在南充搞革命,恽代英在泸州搞革命,罗世文在重庆搞革命。当时整个四川南充。泸州、重庆是三个革命中心点。”张老总结说:“最主要的首先要肯定张澜所起的重大作用。当时在四川要应付纷乱动荡的局面,要在南充扩大党的影响,要在川北地区树立一个新的局面,离开了张澜是不可能的。”可见张澜对共产主义运动在四川尤其是在南充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

    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于1926年4月6日,由张澜出任校长。他实行民主办学,用人唯才,提倡思想自由、学术研究自由,对各党采兼容并蓄。学校中有国民党的“健行社”、青年党的“惕社”、共产党的“社会科学研究社”(简称“杜科社”).他特别重视社科社,以自己的工资资助其出版《野火》、《定性分析》、《科学与民主》 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,致使该社成为该校发展最快、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团体。当时的成大被誉为“民主堡垒”。

     1926年9月,北伐军攻打武汉,英帝国主义在万县制造了“九.五”惨案,中共川西特派员刘愿庵等为了配合大革命在长江上游迅猛发展,在成都创办《九五日报》,张澜应邀出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,以掩护该报。1927年重庆发生了“三,三”慘案,杨闇公、冉钧等共产党员及漆南熏等大批革命群众遇难。张澜严词抗议,并要求刘湘取消对肖华清、杨伯凯、罗世文、任白戈、张翰君(陈同生)等人的通缉令。同年蒋介石制造了“四.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屠杀共产党人,叫嚣一个主义,推行党化教育。张澜在学校公开出了一张布告“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,以求真理的所在。...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,而辄牵入政治问题,攻讦其不当,违反学府性质。国民党骂他宣传苏化,派兵抄他的家,他泰然处之,每天照常步行到学校。1928年2月,省一中学生反对国民党派杨延铨任校长,杨不顾众人反对,强行入校,辱骂学生,激起公愤,学生群起将其打死,投入井中。成都驻军于2月16日凌晨,在川西进行大逮捕大屠杀,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,并于当天下午三时将抓捕的12人同时枪毙(其中有成大杜科社员6人,共产党员5人;川西特委袁诗亮同时遇难)。由于事发突然,张澜来不及营数,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,痛责军阀暴行,愤而辞职,通电全国,揭露惨案真象。反动派又派兵搜查他的家。他不顾一切,支持学生出《二.一六惨案专刊》寄往国外。事后,张澜还捐出自己的工资为死难烈士修建坟墓,亲书墓誌,令训导主任杨达璋率社科社学生临坟安葬。

那时候,全国一片白色恐怖。张澜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战斗。1929年初,张澜在成大“教育学研究会”出版的《现化教育》第一期上发表《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》一文,批判资本主义的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,指示从事教育工作者应走的马列主义革命道路。1929年5月成大成立经济学会,张澜在成立会上讲“怎样研究经济学",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的优劣。肯定以马克思为始祖发展下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优点。1930年成大第一届学生毕业,张澜在成大《五周年纪念特刊》上发表题为《中国学生的出路》

的文章,指出“中国社会生产必须采取非资本主义的形式,而后才有发达的可能。用革命手段变更中国的经济制度,是中国社会的出路,亦是中国学生的出路”。并说:“学生的出路不在旧社会而在新社会"。此文通篇精神是号召学生参加革命,破坏旧社会,建设新社会。

     张澜不仅在成大宣传马列主义,在校外亦然。1930年2月共产党人梁伯龙,张竟若在成都创办西南大学(曹狄秋为该校教授),在该校的“五四”纪念会上,张澜也在被邀之列。他第一个上台讲话,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,得到学生热烈拥护。这个学校行课半年,1930年8月就被查封了,两位校长壮烈牺牲。张澜与共产党合作,同样冒风险,他是置生死于度外的。

  1931年9月,四川省政府将成都大学、成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三校合井。张澜辞职返回南充。

为民族团结抗战而奋斗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变,侵占东北,蒋介石的改策是“攘外必先安内",俱怕日本,不敢言战,对于主张抗日的部队和共产党实行围剿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,中共则立即呼吁停止内战,-致对外,实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,张澜知道欲中国不亡,必须唤起民众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。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,反对蒋介石的政策,为此奔走不懈。

    1932年秋,于江震、李泛山等打出抗日旗号,领导南部升钟寺暴动,因力量微薄,遭到失败,转移到南充、阆中各县。张澜极力掩护。

1933年1月17日,中华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,愿与任何派系军队订立停战协定。刘湘采取两面手法,-面欲借蒋介石的力量慑服反对他的军阀势力,一面深感蒋介石集团的压力日趋严重,欲联系省外势力以自固。刘湘是民国初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长,素敬张澜为师。他请张澜組织一个考察团,以出川考察实业与教育为名,了解省外抗日反蒋力量和情况,与反蒋势力初步联系。张澜欲联合一切抗日力量,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。三月底偕杜象谷,鲜英、杨达璋、任乃强等由重庆出发,经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广东、广西,又折回广东、香港、上海、武汉回到四川,历时半年,行程数万里,会见了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,如蔡延锴、两广李宗仁、白崇禧,福建李济深,蒋光鼎,爱国人士沈钧儒,教育家陶行知,职业教育家黄炎培...等等。秋天回到南充,来看望他的人很多。他说:两广力量薄弱,须联络-切可以联络的力量才能抗日。他赞成共产党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的主张,上海救国会派杜刚柏来南充与张澜联系,张澜又写信介绍他去成都,与四川抗目后援会联系。

     张澜此次出川,既与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联系,又为西南地方势力与反蒋派奠定了合作基础。

     1933年红四方面军山陕南入川,建立川陕根据地,川北地下党员十分活跃,在南充的领导干部多与张澜有关,如王燕生(张澜的侄女婿,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)、苏俊(张澜的外甥,党委委员)、袁观(与张澜同村),冯全善(张澜之子慕良的老师),他们的工作多受到张澜的帮助和掩护。红军入川时,他们在南充搞了一次迎接红军的“飞行集会",暴露了一些人。当时杨森在南充“宁可错杀-千,不愿放走一个”。南充被关被杀的人很多,经常有捆了游街示众的。张澜避居城外庞明清家,深知杨森不听他的话,通过奚致和出面,营救了不少人。

    红军到川北之初,张澜劝说川北驻军军长田颂尧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为其卖命。蒋介石使地方杂牌军队与红军作战,他坐收渔人之利。红军打到蓬安境内周口时,杨森在南充开会,设计诱红军过河,一举歼灭。张澜闻讯,立即派工人袁义和星夜赴仪陇县马鞍场,给红军指挥员送信,挫败了杨森的阴谋。在张澜老家南充西路、游击队非常活跃,他的亲友和学生,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,杨森攻击他“通匪”,要加害于他,他只得避走成都。

    不久,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推行极左政策。加之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变为土匪,四处抢劫,乱杀无辜,使大批难民由川北流向川东,亟待教济。安抚委员会应运而生。安抚会是成都士绅们筹划组织的,起初大家推选尹昌龄为委员长,张澜、邵从恩副之。后改选张澜为委员长,邵从恩副之,刘泗英(青年党人)为秘书长。张澜为救民于水火,挺身而出,以募捐得来的钱粮进行救济。当时有一句口号是“一夫不得其所,若已推儿纳之沟中”,以强调救济流离失所的重要性。1933年10月18日张澜在成都北新街会所待招记者谈:“安抚会是绅的性质,非官的性质。外问误认为安抚会是政治机关,此为一种错误"。并要求记者对安抚会募捐的事尽量鼓吹,杨森部队转移川南,张澜不久即回南充,在川北的救济中获得了几十本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,他把它交给家庭教师林金若(原南充中学进步学生)和一些亲友看(在他居住的乡村各地下党组织),进行秘密传递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。1935年1月到达遵义,5月入川,在土城战役中,刘湘听从张澜的意见让了路。

    红军到达陕北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抗日救亡的呼声响遍全国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来四川,做刘湘的统战工作,张澜尽力协助。1936年夏,张澜促刘洲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与李济深联系,签订了“红(红军)、桂(广西)、川(四川)军事协定,壮大了反蒋抗日力量。其后,党中央派李一氓来成都,刘湘委托张澜、鲜英、钟体乾与李商谈,达成联合抗日协定。刘湘派代表王干青常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,并由刘湘资助红军一笔巨款,购买食盐、布匹、药品等急需物资送往陕北,至此,张澜苦心五年,才推动四川最大的实力派刘湘从拥蒋反共逐步转变为联共抗日。

     1936年秋,张澜次子张慕良(1926年入党,任旅德支部书记)奉调回国,协助张澜开展抗日民族统-战线工作。一次蒋介石派两名特务来成都,要刘湘逮捕两百名在抗日救亡中出头露面的积极分子。张澜与张慕良商量后,连夜从刘湘手中救了出来。双十二事变,张澜在南充乡下。成都来电,他叹息着向林金若谈:“国民党内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霸,会影响抗战的”。不久李济深派代表来,要求张澜敦促刘湘通电拥护张,杨,出兵陕边,制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。张澜深思之后与张慕良商量,采取静观中共的态度。张澜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、周恩来高瞻远瞩,采取逼蒋抗日政策,放蒋介石回南京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。这一举动使刘湘觉今是而昨非,立志作民族英雄。张澜借此更积极动员刘湘与中共合作抗日。1937年8月,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,刘湘会见了朱德。开会时刘湘首先发言,力主抗战,慷慨激昂。会后刘湘不顾身有重病,率几十万川军出川抗日,英勇杀敌。蒋介石安排川军保卫南京。刘湘抱病指挥战斗,病发逝于汉口,刘湘逝后,毛主席在唁电中谈:“川军失一主帅,国家失一栋梁”。1938年2月刘湘的灵枢送回成都,张澜为文祭之。

    在抗战中,张澜策动刘湘,四川出兵258万人,广大官兵流血奋战,阵亡和伤亡者达64万余人,其中将官王铭章、李家钰、许国璋、饶国华四人战死沙场。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、潘文华、邓锡候和云南的地方实力派龙云,在张澜的影响下站到了中共一边。

    1938年6月,张澜被国民党政府延聘参政会参政员,张澜利用这一合法身份,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、组织“川康建设期成会”、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,促成团结,共同抗日,反对国民党中途妥协投降,坚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,针锋相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事件,组织了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和“中国民主同盟”,他担任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和“中国民主同盟”主席十四年。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,把爱国的小党小派团结起来,把爱国的无党无派团结起来,汇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.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