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道尹召集各县代表于此开会议，宗旨在提倡地方自治，讨论行政民间疾苦。正我川北人民急谋自治之良好机会也。从前我川北人民只知有官有兵，以为官可以为人民谋幸福，兵可以保人民安宁。孰料官兵而后即遭匪祸，不知官也兵也匪也，其实相去不远。试问人民对于官与兵，曾受丝毫利益否。鄙人前在嘉陵道任内，亦惟知整顿官制并未与人民谋自治之基础殊，当时谬博虚誉殊。鄙人去后，此数年中，我川北各县未有不受痛苦者。其受痛苦之原因在未办自治，人民不能自治，所以受官兵种种之害，并遭匪徒无限蹂躏。蓋人民不能自治，官来依官，兵来依兵，匪来依匪，几何不为伊等之鱼肉。实则此数年中，川北所受之祸，鄙人不能辞其咎。设便当时鄙人不惑于官制，提倡民治，俾人民有自治之基础，自治之能力，必不至受如此之痛苦也。即以安岳一县而论，近年人民稍有自治之精神，微具自治之能力，整饬民团，保卫桑梓，匪徒远遁。即受招安之滥军，亦不敢在其地骚扰。此即民治利益之明政。黄道尹襄年在京与不肖相处最久，以故深知其人素抱民治主义。此次北来首倡自治，我川北人民能急起而为之或免将来之痛苦。惟自治须由人民自动，今荷道尹提倡，若尚不自动仍不能除后来之患。现在北方政府等于无南方军府，亦万不可靠。川局刘氏下野，虽目前无战事，而偏地皆兵。川局一时不能定，则大局前途乱猶未已。今幸道尹来斯，为民援手，若人民再不醒悟，失此良机。不惟无以对道尹，且我川北人民来日受祸，未有已也。
(《国民公报》1921年3月31日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