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澜对于国是，不想发表什么意见，更不愿意谈判和平，他认为总统的文告很有些刺激，一面向人民表示，一面向中共招降。他觉得招降的时间，有些迟，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时候，决定了一种政治纲领，第一点是奉行三民主义，为中国政治最高的原则，第二点是各党各派，一致拥护蒋主席为全国最高领袖。只看这两点，在国民党的立场，也够光荣了，并且有马歇尔的担保，这种优越的成就，还没有能够和平，实在有些可惜。现在中共的军事力量，日强一日，他占领的土地与人民，又一日多一日，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招降他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
抗战胜利初期，我们中国是五强之一，内战发生以后，国力日衰，国际的地位，竟和战败国的日本，相提并论，造成什么样子呢。同时双方都在那儿扩兵征粮，这种生活，谁不愿意和平。政府的军队，常常是“任务完成，转移阵地”，可是越移越向首都退，不能不说是政府已失“威风”。八一九的时候，向人民以二百元一两收买黄金，现在又以九千元卖还给人民，虽然是政府不得已的经济处置，不能不说是失信于人民，无威无信的政府，又如何不希望和平呢?
胡适说得好，和比战难，仔细的想想，和固然很难，战下去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打仗是把老百姓当炮灰，和平是要断送一般高官们的前程，这批官儿们，又谁愿抛弃了他们的幸福呢，所以说和平与战争，都是一种非常困难的问题。
总统任命陈诚为台湾主席，在谈和平的时候，这固然是一种合理的政策，可是多疑的共党，却认为这是练兵调将的前声，是将来再战的伏笔，这种谈和平，是缓兵之计，中共有了这种恐惧，他真的来受降吗。同时这一次的战争，表面上看，好像是内战，其实就是美苏的交战，如果他俩的“感情”不协调，就是毛泽东想和，恐怕苏联也不能够让他和吧。况且和平是双方的意思，或者那般有枪的人，不愿意以国家和人民为前提，这都是不能实现和平的。
张氏本来不想说，可是话匣子打开以后，倒是越讲越高兴了，他长叹了三次，在那种叹息中，是充分的表示他是愿意和平，可是对于不流血的和平，是非常悲观与怀疑的。
(《时事新报晚刊》1949年1月13日)
